浅谈《琵琶记》
日期：2023-03-19   来源：文艺生活：下旬刊   评论：0    点击：

摘要：

  《琵琶记》作为南戏之祖，是元末南戏振兴的标志之一，它与“荆、刘、拜、杀”等剧齐名，在戏剧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。它一问世就快速传遍海内，影响了明清两代作家的戏剧创作。但历代学者对它的评价都褒贬不一，足以看出它对后世戏剧作品创作的深远影响。它的无限魅力，更是引起了无数的文人学者对它研究与解读。

年，卷(期)：2012, (4)

关键词：琵琶记 知识 脉络 蔡伯喈 赵五娘 孝道 形象 艺术

中图分类号：I23 文献标识码：Ａ 文章编号：1005-5312（2012）12-0008-01 

　　《琵琶记》作为南戏之祖，它是高明根据流传于民间的南戏《赵贞女》改编而来的。他改变了原来的故事情节，把它翻成了一部意义深远的作品。作为一部备受争议的文学作品，历代学者都对它进行了不同的评论，或褒或贬；更有甚者，他们抓住作品中某一方面，旁征博引，发出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论调，使读者领略到了不同智慧的火花，从而感受到了《琵琶记》的丰富内涵与深远意义。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《琵琶记》进行了论述，来对其进行新的解读。 
　　一、主题思想 
　　高明在表白他的创作思想时说过：“不关风化体，众好也徒然”，而在明代朱元璋，更是非常推崇《琵琶记》，说：“五经、四书，布、帛、菽、粟也，家家皆有；高明的《琵琶记》，如山珍海味，富贵家不可无。”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凡读《琵琶记》的人，都会念其德、感其情、效其行，有利于社会良好氛围的形成，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。不少评论者对这一点也持肯定的态度，但仍有一部分评论家认为它是一部以批判为主题的作品。历代关于其主题的争论都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本人则以为应全面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。 
　　《琵琶记》的主题从文本呈现给我们的内容来看，是对封建社会中那些礼、义、忠、孝等伦理道德的宣扬。如从《琵琶记》中张太公、赵五娘、牛小姐等这些人物的身上，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真、善、美，张太公的古道热肠，扶危济困；赵五娘的吃苦任劳、隐忍孝顺；牛小姐的通情达理、温柔娴淑，他们都以自身的美德感染着人们。从而让人们看到那种至善至孝的美德，展示了伦理道德的魅力。 
　　就全剧的悲剧色彩来看，我们不难看出它所含有的批判的一面。蔡家一门四口，都是这悲剧的牺牲者。是什么使得蔡家祸患迭至，夫离子散人亡呢？回答是：“三不从做成灾祸天来大。”三不从是一个整体，因为辞试不从，蔡伯喈中科登第成了状元郎，状元郎是官里人，自然是辞官不从，辞婚也就不得，只有“当快婿”这条路了。由于蔡伯喈身居相府不归，赵五娘独力难支、灾祸重重，以致父母双双亡故，酿成了蔡家的悲剧。在这三不从中，辞官不从和辞婚不从构成了对蔡家的“禁害”，但是辞官不从和辞婚不从只是辞试不从的必然发展，是辞试不从引来的恶果的加剧，所以说作者在此流露出了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，揭露了仕宦的罪恶。 
　　由于《琵琶记》内容深广，因此主题思想也呈现出多面性。但总体来说我们不难发现，它的主题是宣扬与批判相结合，即让我们看到了封建伦理道德之美，也让我们看清科举给人带来的灾难与不幸。因此辩证地看，二者如绿叶红花相互映衬，彼此凸显。 
　　二、人物形象塑造 
　　在作品中，高明以其精湛的艺术功力，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生动活泼的艺术形象，使他们以其独特的艺术个性跃然纸上，浮动在人们的眼前。 
　　蔡伯喈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人物之一，他既不同于民间戏曲中的蔡二郎，更不同于历史上的学者蔡伯喈，他是高明笔下的一个封建知识分子的典型。在蔡伯喈的身上，突出表现了出世与归隐、事君与事亲的矛盾，在这些矛盾冲突中，蔡伯喈表现出一个旧式文人的软弱与动摇的性格特征。他首先是一个善良的孝子，一出场就说明自己的志趣：“愿尽心甘旨，功名富贵，付之天也。”但面对父亲蔡公让他去赴选场，得个一官半职，以“改换门闾，光显祖宗”时，孝顺、软弱的伯喈不敢对父亲有半点违背的表示，只能收拾行装，赴选赶考。一旦得中状元，辞官辞婚不从后，伯喈便入赘了牛府，从此他虽有高官厚禄，但却难以摆脱被束缚的痛苦，整日忧愁满面，思念着远方的父母和妻子，精神上得不到半点快乐。他的懦弱和退缩，最终使他换来了“一门旌奖”的风光，但这却是以二亲饿死为代价的，这种引恨含悲的结局，是由名缰利锁的封建制度造成的。作者通过对这一封建文人形象的刻化，使其具代表性的形象跃然纸上，富有着深刻的社会内涵。 
　　赵五娘是作品精心塑造的另一形象，也是剧作者塑造的最成功、最光彩夺目、也最动人心弦的形象。她是一个道德高尚、善良淳朴、任劳任怨，有着美好品格的女子。然而在生活中，她却尝遍了人间的千般苦、万般难。新婚两月便与丈夫忍痛分别，虽千般不舍，但她还是尊重长辈的意见，送丈夫赴京赶考，从此生活的重担便都由她那孱弱的肩头挑起。屋漏更遭连夜雨，船迟又被打头风，天灾人祸的不断降临，使她遭受了重重的苦难。糟糠自咽、罗裙包土、祝发买葬、描容上路等等，无不是以她的血和泪，来控诉生活的苦难，从而突显她那任劳任怨、孝顺贤德、宽容隐忍、善良淳朴的美好品质。五娘的遭遇使看过的人，没一个不为她的悲惨与苦难而落泪，没一个不为她的美好德行而感动。 
　　除了这两个主要人物，作者还描写了其他几个次要人物，虽然他们的形象没有主要人物那样血肉丰满，情态逼真，但是寥寥数笔还是为我们刻画出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。如张太公的古道热肠、扶危济困，在艰难岁月给了赵五娘生活上不少帮助，使人性之美、邻里之情，在他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；牛小姐的温柔娴淑、通情达理，使她能理解丈夫的心境、同情五娘的遭际，给伯喈带来了一夫二妻和谐美满的结局；牛丞相则是权力的象征，他的横行霸道，造成了蔡家的一门悲剧；蔡公蔡婆则是古代封建社会中最平凡最普通的父母，蔡公望子成龙，希望广耀门楣，蔡婆则只希望“孙枝荣秀”，并不想儿子远离身边，只是一个普通憧憬天伦之乐的妇人形象。 
　　三、艺术特色 
　　《琵琶记》在戏曲史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，受到大多数读者的喜爱，这与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是分不开的。 
　　首先在语言方面，高明运用最浅显的语言，写出了最真实的感情。明朝徐渭《南词叙录》称《琵琶记》：“句句是本色语，无今人时文气。”近代许之衡曾赞扬高明创作中的本色语言运用时称他为：“白描高手”。在《糟糠自餍》一出中，赵五娘的唱词最能体现出这种特点，她用糠和米来比喻自己和伯喈，全词都是朴素自然的白话，没有华丽的词藻。但它却平易通俗，形象逼真，真正一字一泪，写出了赵五娘的苦难，真挚感人。还有高明能结合人物的身份特征，使每个人物的语言都符合人物的身份特征，该华丽则华丽，该通俗则通俗，使用民间俚语，使本色与文采相结合，自然清新，典雅优美；其次在文章结构上，作者独具匠心，运用了错综交织的多重剧线索，互相映衬、互相补充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，较好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。其中就主要人物而言，作者运用了两条主线分别展开故事情节，用对比的手法将赵五娘与蔡伯喈这一贫一富、一贱一贵的形象突显出来，加强了悲剧感，更突出了赵五娘的悲苦心酸。把对比法运用于塑造人物，或异中见异，或同中见异，使美的更美，善的更善，崇高的更崇高，使丑的更丑，恶的更恶，卑微的更卑微，让人物形象更加生动、丰满、典型；最后是其抒情艺术，词曲抒情是对我国古典诗歌创作的一种继承和发展，是心理描写手法在戏曲艺术上的应用。高明熟谙戏曲艺术的这个特点，在《琵琶记》里，他运用了各种艺术手法，在性格冲突和情节发展的基础上，让人物歌唱抒情，吐露他们内心的感受和情思，丰富了人物形象，深化了人物性格。 
　　《琵琶记》久负盛名，它的价值并不仅仅是对某一具体问题是与非的判断，而是给人不断地思考与启发。它一问世就在文坛上引起了轰动，是争议最大的作品之一。历代学者都把他们的思考，付诸于笔端流淌出来，给读者带来了不同的思维视角和精神享受。本文综合历代学者的观点，从以上几个方面提出了一点自己的见解，希望为《琵琶记》的研究增光添彩。 
　　 
　　参考文献： 
　　[1]张燕瑾著.中国戏曲史论集.北京燕山出版社 . 
　　[2]叶桂刚,王贵元主编.中国古代十大悲剧赏析.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. 
　　[3]侯百朋著.高则诚和<琵琶记>.陕西人民出版社